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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、智媒研究中心主任蒋俏蕾教授对报告核心内容作了介绍。《报告》通过对1300余篇系统综述文献的计量分析指出，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复杂多元，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低，简单“有害论”或“有益论”均缺乏充分的学理支撑。同时，社交媒体也具有社会支持、身份探索等积极功能，其影响方向高度依赖使用方式、动机和个体差异。对社交媒体采取封禁，难以回应不同年龄、不同需求和不同使用情境下的复杂问题。

《报告》梳理了多国在未成年社交媒体管控上的政策差异，指出其背后是互联网产业发展、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等多重博弈：本土数字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更倾向于温和的监管思路，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推行强硬的禁令式管控；数字治理能力更先进的国家，能够采用更精细化的设计准则和技术标准，而治理能力相对滞后的国家，则倾向于更为直接的身份验证方式；受政治周期、选民心态的影响，一些禁令政策快速落地，准备不足。数字治理能力落后和选举政治压力进一步强化了“一刀切”倾向。

《报告》称，澳大利亚社媒禁令执行效果有限，合规率远低于预期。官方和第三方调查均显示，禁令虽使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个百分点，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，14-15岁群体合规率仅约27%。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账号、谎报年龄、VPN等方式绕过限制现象普遍，表明年龄门槛未能实质性阻断使用行为。

最后，《报告》梳理指出，国际趋势越来越意识到需从“一刀切禁令”转向分级分类、隐私友好、多元问责的精准化治理五分彩，我国的互联网平台多为本土企业，且我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基础，包括未成年人模式、实名制、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以及内容治理体系。下一步，应继续立足我国国情，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“限制入口”向“全过程、分场景、可验证”的综合治理，强化政府、平台、学校、家庭协同共治。

研讨会现场，多位专家针对未成年社媒禁令发表了看法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雳表示，完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既难做到也无意义。青少年期核心发展任务是身份认同，其团队开展的研究发现，未成年人使用移动媒介最突出的需求是人际交往——与伙伴互动连接，而非家长普遍认为的“玩游戏”。解决方案应是培养网络素养，而非简单隔绝。

此外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开元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等多位专家参与讨论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“一刀切”禁令既缺乏学理依据，也经不起实践检验，反映出治理惰性，非但未消除网络风险，反而制造虚假安全感、推高执行成本、侵犯数字权利、让家长和平台“躺平”卸责。专家们主张从“隔离管控”转向“基于权利的风险管理”，推行分龄分级、回归家庭监管、前置素养教育、平台责任，构建多方协同的保护体系，实现从“禁止使用”到“赋能安全使用”的范式转换。